ZT：社保卡牵出来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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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卡牵出来的上海故事


● 本报记者 罗赛军


一张小小的社保卡，背后代表的是权力，是冲突，是变革，是上海向“数字都市”变迁中忽明忽暗的轨迹！

从3月份以后，胡力旗就没有好好休息过！

每天晚上只能到12点以后，他才能离开办公地点——一座位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平凡而显陈旧的楼群。

这位上海市社会保障系统（简称社保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现在坐在办公室惟一的想法是，尽量帮助老百姓多解决几个难题！

面对各个层面的老百姓，成天处理千奇百怪的问题，少不了老百姓的抱怨，甚至投诉，但他感叹道，尽管这项工作实在很苦，可是老百姓的确是一群弱势的群体，他们跑了多少个政府部门，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后，有的会发火，写上访信，但他们可能需要办理的只是很小的一点事情。

自从1998年进入上海社保卡中心以后，他就被问题团团包围。这位放过卫星，还发过导弹的“奇人”，当初根本都没有想到，这项工程是如此的浩大，如此的艰难！

死人也能领取养老金？

这是发生在上海并不稀奇的事——死人也能领取养老金、公积金等福利，而且为数还不少。虽然这种情况劳保或者社保部门不用想都猜得到，但是它们没有办法知道享受福利的人是活着，还是早已经死去，除非这个人亲自来领取。

社保部门想要的信息其实公安部门都有，只不过这两个部门“老死不相往来”。作为人口管理的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独自享有人的出生、死亡以及迁移等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对于日益发展起来的社保、民政、医保以及公积金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1996年，上海市启动了上海信息港工程，在这个框架下面，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社保、公安、民政、医保、公积金等都独立地建立了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但是这些系统有很大的弱点。上海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上海市社会保障卡服务中心主任张惠芬说，系统是由各个行政职能部门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来建立的，对整个市政府来说，它们只是一个个信息孤岛。

而且各个部门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想发卡，医保想发医保卡，社保想发养老金领用卡，民政部门要发帮困卡，这么多卡谁掏钱？无非要么是政府补贴，要不就是市民自己掏腰包，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给一方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

到了1998年，上海市政府开始酝酿三张卡：社保卡、银行卡和交通卡，都是一卡通。上海市社保卡服务中心信息主管胡力旗说，当时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老百姓口袋里面的卡少一点，有了这么三张卡，就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而对于社保卡，需要把社保、公安、民政、医保和公积金五个部门的信息系统整合成一个系统，这样五个部门就可以共享信息，而且市民只需一张社保卡就可以应付所有和社保相关的事物。

如此一来，一个整合系统的思路就被提出来了。1998年9月，上海市政府计划决定花3年的时间基本建成一个社会保障卡系统，正式命名为上海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信息系统。这不是一个小保障概念，而是大保障概念，除了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险，还包括看病、办理个人医疗保险等事务，办理失业或求职登记、申领失业保险金，办理户籍变更、婚姻登记等众多的功能。

该项目1999年、2000年都被列入上海市实事工程，而信息工程被列入实事工程对于上海市来说这还是第一次，由当时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陈良宇（现任上海市市长）亲自主管这个项目。

清理信息化“污水”

“我从1988到科委的时候，就看到治理苏州河的方案一个接一个，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而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做同样的事情，是一个处理信息化污水的过程。”张惠芬说。

在1998年上海市决定建社保卡系统的时候，其实已经指明，把五个相互独立的部门捏在一起，让它们交出自己的数据是最大的难题。

“拿出来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惠芬说，因为每个部门都不想让自己在这轮整合中被消弱，甚至消失。

事实也是如此。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各部门少不了“争吵”。

还是在讨论整个系统的物理构架的时候，争论就异常激烈。有的部门说，社保卡系统是重复建设，以前各部门都有系统，为什么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扩大，而是要重建一个新的平台？

上海市政府的一位高层领导对此的回答很干脆: 如果在某一个管理部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平台，那么它怎么去协调其他的部门？

从这一点出发，上海市政府觉得要建立一个新的交换平台，由信息化管理办公室去协调方方面面的工作，而社保卡中心是信息化办公室下面的事业单位，也是政府授权的发卡中心，整个项目建设中的实际操作单位。

对于社保卡工程来说，要协调这些问题至少需要两个前提：一方面是技术上要能够解决互连问题；一方面是管理上的协调权力。

作为一个中间机构，社保卡中心开始做协调工作的时候难免碰钉子。张惠芬说，有一个部门，它认为要建社保卡这样一个大系统，是不是自己的管理部门就不复存在了，结果加入社保卡系统没多久又退去了，想了一段时间又进来，结果反反复复，两进两出。

甚至今年社保卡中心还应付过一次行政诉讼。但胡力旗说，我们并不怕！为什么？因为社保卡中心有市政府给的两把“尚方宝剑”，这样办起事来也有了底气。

从1999年开始，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花了两年的时间制订了两个管理办法，以政府令的方式发出，从去年8月1日正式实施：一个是《上海市社会保障和市民服务系统的管理办法》，用来规范各个政府部门；另一个是《上海市社会保障卡管理办法》，这是协调老百姓和政府部门之间用卡的一个规范。

不仅如此，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让信息办来处理。如果信息办也解决不了，就上报到市一级，在市一级有联席会议，组长就是陈良宇。这种结构极大地推动了项目的进展。另外，市信息办要求各个区、县都成立社会保障卡管理办公室，而且要有一个区长来分管社保卡这项工作，由区县的社会保障卡管理办公室再向街道推进，由街道负责向居委会和社区推进，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络。

“为了社保卡的推进，我们可谓是动用了千军万马。”张惠芬说。

数据是拿出来了，但是让社保卡中心没想到的是，这些不同部门系统的数据差别非常大，而新的系统要实现数据的共享，必须要消除数据的不一致性。

这就像治理苏州河。“我从1988年到科委的时候，就看到治理苏州河的方案一个接一个，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而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做同样的事情，是一个处理信息化污水的过程。”张惠芬说。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上海就大搞市政建设，市民不断迁移，这样就要不断改变信息，由于是手工操作，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错误，例如象形字写错，繁体和简体混用，甚至身份证号码写错了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由于公安部门从1985年发了身份证以后，居民身份证错号、重号等问题都积累了十几年，而现在这些“污水”都得靠社保卡中心来清理。

要把社保卡发到每一个人，保证一个人不漏、一项不错，社保卡工程就得处理十几年积累的信息污染。

“这个工作非常困难，没在‘河里’工作过的人怎么能知道？老百姓不知道，可能政府的有关部门也不是很清楚。”张惠芬说，“三年来，大家看到的只是网络建好了，但是数据库却不像建一栋高楼，盖起来就是成就，而是要复杂得多。”到目前为止，上海市还有40万左右的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在各个管理部门还不能共享，而这部分大多是特殊“问题户”，困难的工作还远没有完。

“社保卡对我有什么用？”

1999年，社保卡几乎没有市民关心。老百姓纳闷：“这张卡关我什么事？我现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什么？”

社保卡系统刚启动的时候，社保卡中心就开始做一些宣传，可是那时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最开始是在三个试点地区推广社保卡的意义，告诉老百姓这个卡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要发放等最基本的概念，而且试点地区的卡也没有收取25元的制卡费。可是即使这样，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其实老百姓的不理解是有理由的。“1985年公安部发身份证的时候，很多老百姓不是也不理解吗？他们认为自己一不乘飞机，二不住宾馆，凭什么要用身份证。”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谁不是随时把身份证带在身上，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用到。张惠芬说，社保卡的发展也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到了2000年，社保卡中心在中心城区大规模推广社保卡，发放了大量的社保卡宣传手册，数量达到300万，挨家挨户送到百姓手中，即使老百姓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看报纸，也能够知道有这么一张卡。

社保卡中心还为此做了几次公益广告。“我跟一家电视台不知道磨了多少嘴皮子，电视台两分种的广告就是好几万元，而我们没有经济效益，只讲社会效益，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做广告，没有钱怎么办呢？我就跟他们磨，最后出了五万元，做了三个广告。”可是广告没滚动播出几次，又要收钱，也就只能停掉。但在2000年，社保卡中心的宣传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原计划发放200万张卡，由于台湾地震，IC芯片的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结果计划落空了。

到了2001年，情况发生了逆转。

大家开始觉得这张卡还是很重要。自从医保卡与社保卡并轨以后，市民越发感觉到没有这张卡不行。一旦市民大规模申领卡，问题就潮水般涌进了社保卡中心。

从1月份开始直到3月31日，社保卡中心接到了13000多个投诉电话，还收到了几千封投诉信。民怨之声几乎要把社保卡中心淹没。

市民反映的问题很多。“我已经申请半年多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拿不到卡？”“我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不能申领？”

为什么问题这么多呢？

由于2000年没能按原计划发出200万张卡，结果很多市民办了申领手续却拿不到卡。这还不说，而且隔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人的信息发生了变化，比如死亡、迁移等，以前填写的信息必须更改。这时老百姓就恼火了: “为什么2000年申请的卡到现在还不发，还要去更改个人信息？为什么医保卡用得很好，又要换成社保卡，不理解！”

“如果我是老百姓的话，我也会不理解，因为他们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他没有义务去了解这个过程！”张惠芬说，“但是这个问题，社保卡中心怎么和老百姓讲得清楚。”结果他们一次一次被投诉，一次一次开夜车帮百姓解决问题。

在卡的发放过程中，还要面对复杂的人户分离的问题。上海这几年大量的城市建设，造成在1320万市民里面有250万市民是人户分离的，例如，很多人的户口是在黄浦区，但是实际上他早已迁移到了嘉定区等地方，而发卡只能发到户口所在地，结果卡根本就发不出去，成了死卡。

“十几年来整个上海的变迁过程，看上去和社保卡工程不搭边界的问题，现在却都堆积到了一起，要社保卡工程来承担。”

即使到目前，绝大部分上海人有了社保卡，并已经在应用的时候，还是有不理解的声音。4月份，上海的一家报纸报道说，社保卡申领工作进行了半年后难产。张惠芬对此很生气，她去了报社了解情况，报社的说法是，报道的根据是市民的来信、来访获得的信息。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这张卡背了多少管理部门历史问题的黑锅，可是老百姓不知道这些。”结果很多市民现在会直接对社保卡中心的街道办事处说: “报纸都登了，你们再不帮我解决问题，我也给你们曝光。”

上海人: “大小老婆”

没想到上海竟有这么多人有“大小老婆”，还自投罗网来到了社保卡中心！

让社保卡中心惊叹的是，上海还有那么多既成事实、政府和社会都承认的一夫多妻的例子，当然这些人都很老，在解放前结的婚，他们在家里相安无事。可是在1999年，社保卡中心在设计系统数据库结构的时候，夫妻关系一项只有一夫一妻的对应关系，这样因为系统只认一个老婆，为了争这个名额，很多大小老婆竟然为此吵架了。胡力旗说，这种关系是打死我也想不到。

另一件事让社保卡中心更想不到。上个月，一对双胞胎姐妹带着一家媒体的记者来到了社保卡中心，准备给他们曝光。事情的起因是，两姐妹用了同一个身份证号码，但是公安局是以姐姐的名义登记的，由于妹妹用这个身份证号码贷款买了房子，结果姐姐去办公积金的时候发现不行了，银行不给贷款。这样她们决定把彼此的社保卡的号码交换，而她们只有一个拍过照，社保卡这边在系统里面也给她们交换了号码，可是最后把照片贴错了，妹妹的照片贴在了姐姐的号码和名字上面。翻来覆去换了几回以后，姐妹俩都生气了。

“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想得到，而且我们根本无法辨别她们俩。就连计算机也分不清呀！”胡力旗说。记者都带着摄像机，准备拍下社保卡中心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不过他说: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遇到，我们早就有了解决的经验。”

社保卡中心的另一重任是对付冷僻字！

有一次工作人员处理一个人的名字时，发现找了很多字典也查不到其中的一个字。这个字由两个“木”，中间夹着一个“日”组成。

大家对这个字很茫然，连读什么也没人知道。

最后他们找到了这个人，问他这个字是怎么来的。没想到此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妈妈是在树林里面生的他，而且那时候刚好有一屡阳光照进树林，所以他就在“林”字里面加了一个“日”，其实还是读“林”。这个解释让他们啼笑皆非。

“社保卡中心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字典，包括康熙字典，为的就是解决这些冷僻字。”胡力旗说，“名字中有冷僻字的不在少数，涉及到几十万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人用的字越怪。”

关于社保卡的离奇故事，胡力旗说，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每天处理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虽然大家苦不堪言，但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快乐！

社保卡中心的“怪才”

社保卡中心有一批高手，他们有个特别的名字——“怪才”。

胡力旗对自己的部下很推崇。“社保卡工程涉及到的很多设备，如惠普的小型机、存储设备等，不出几天，这些人都能够把它们玩起来。”

而在张惠芬眼里，这些“怪才”的本领更在于，他们对于整个上海的人口管理、医保等所有和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业务了如指掌。

要知道这批人都是从一张白纸培养起来的。张惠芬说，这些人刚从学校毕业时候，哪里会想到，做这么一个工程，需要了解这么多从未接触过的业务。没有基础怎么办，只能学，在社保卡超常规发展的几年里，这群人也摸爬滚打了几年，结果就成了“怪才”。

“我们这样的事业单位，全都靠拨款，工资比外面的私企、外企低得多-。凭的是什么？一种事业心，一种责任感。”张惠芬说，“但是他们也获得了一般人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他们不仅对区县的工作非常熟悉，而且对各个行业部门的业务也知道得很多，这是在任何一家IT公司里面都学不到的。”

张惠芬不太喜欢到社会上去招募新人。“我最头疼的是，招聘的时候，应聘者向我漫天要价，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高的水平。”她更相信，通过本地化培养，出来的人对企业才有感情。“大家从一张白纸就过来了，一直到现在，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尽管社保卡的工作非常苦，可是现在叫我走，我也不会走！如果我回到公务员的话，会比较轻松。而现在人很瘦，晚上睡不着觉，但是我觉得事情还没有做完，不能走，走了以后不是‘遗臭万年’吗！”

Bland

精神可嘉，是不是上海太傻了，去做这样的事？

扬帆

任何一个行业都不是好做得，在外行看来不就是给我发张卡吗，有什么可难的，几分钟的事就可以搞掂。我十分钦佩胡力旗及他同事的精神，纳入到HIS行业，何尝不需要一批像他们这样默默无闻、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苦行者。

南京猿人

上海人叫做捣浆糊。做什么事情，先都要糊一把

老包

其实在这些故事中，除了一些社会问题外,还包括一个被大多数人(包括信息学家)忽视了的科学原理:物理系统与意识(或逻辑)系统的本质差异.我们以前只强调意识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反映,信息系统(如社保卡)是社会系统的反映或模型,这并不错。但社会系统作为一个物理系统（活生生的人组成），理论上有无穷意外或不测，是不可限定的系统。对上海这么超级大城市，数以万计的作用因子在某个局部合适的环境中起作用（如解放前阔老可以娶多个姨太太，并健康地存活至今），形形色色意外事情是一个超繁物理系统的必然的属性(创造意外是物理系统的一个固有属性)。但信息系统有符号组成，再复杂的系统其逻辑行为统统都可以作到限定（机器故障，电力意外等不属于逻辑行为）。即使一个混沌系统，其混沌动力机制仍是可确定的。

所以逻辑系统对客观的物理系统的模拟永远只能是“不断逼近”，永远是不可能取代。即使“不断逼近”也是相对而言，是就某个认知目标而言，因为物理系统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是一个定态。

这是BMKI深入探讨过的一个原理。

上海的这些故事以其特有的超复杂性就象一个浓缩实验在验证这一原理。

jhs1

我想到的是：
信息化基础的“乱”字
信息化过程的“难”字
我佩服的是：
文章中的几位当事者的“韧”字

扬帆

做一件事真难，做好一件事更难，所以世界上才有众多的“傻子”或叫“怪才”。

jhs1

还好，这几位当事者的工作应该是得到了支持和肯定。
在中国信息界，还有些人象唐吉轲德一样，与体制这个风车在奋斗的人呢！
不知道这是中国信息界的悲哀，还是“唐吉轲德”们的悲哀！
但是这也正是希望之所在。

chenlala

现在搞新一代身份证，好像又得重新拍照片了。
好像没体现出信息共享嘛

sbf2000

最初由 老包 发表
[B]其实在这些故事中，除了一些社会问题外,还包括一个被大多数人(包括信息学家)忽视了的科学原理:物理系统与意识(或逻辑)系统的本质差异.我们以前只强调意识世界是物理世界的反映,信息系统(如社保卡)是社会系统的反映或... [/B]

包老的BMKI跟我对逻辑世界的规律认识越来越靠近了，“信息系统有符号组成”跟我“符号是逻辑世界中最基本粒子”的论断是相一至的，希望包老能进一步把符号->数据->信息->知识->文化->文明->符号的演化规律也引进到BMKI的核心研究内容中去，进一步阐明每个演化环节的具体规律，以形成一套实际可操作的逻辑智能原理，促进生物医学整合及其它如电子病历等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使逻辑系统对物理系统的“不断逼近”能够“自动化”“机械化”，大大加快人类的智能前进的速度（类似于交通工具大大加快了人类行动的速度）。进而快速建立更高的人类认知平台，以便能够提出更高的认知目标，解决所有现在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困难的实际问题。

xth_2004

如果二代身份证起动，又会出现社保卡和身份证合并的事。又会有事情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