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个有点悲惨的现实矛盾问题

edward

中国人的整体医学常识应该更提高些，我也是学过临床的，也接触过这样的事。再比如器官移植，在发达国家一般当人已经脑死亡后，就可断定人已经死亡，根据生前的意愿或什么卡之类的，医生马上就可以切除器官进行器官移植之类的。但是在国内，同样情况下作器官移植，一个人脑死亡后，因为还可以用呼吸机之类的维持呼吸或心跳，这个时候的病人家属一般不会同意医生去切除器官，等到心跳呼吸全停后，往往是几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再去作器官移植，这时的器官已经没用了或成活率非常低，但医生是没有办法的。

天山的云

诚如上面朋友所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现在的举证到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更倾向于保护患者权益的。但这并不代表不公平，因为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患者于医生相比是明显的弱势群体，理应得到更多的权益保障。当然由此会因此一些本不想引起的问题，比如这篇文章所说的问题。但并不能以此否认举证倒置整体上的进步（相对于以前），难道以前那种病人不明不白死了都没人给你个明白话，你都没地方去说理的情况就更合理？

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举证倒置更能促进医生行医过程的严谨和认真。就算从消极的方面讲，在担心法律责任的过于谨慎的医生和毫不担心法律责任的不负责任的医生间，作为患者，我宁愿选择前者。当然，并不是说由于没有法律责任的强力制约，医生就全都不负责任了；同样，也不能说由于有了这种法律的压力，医生就全都只能推诿责任了。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务，很多时候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medsoft

现实如此！
前一段时间，听天坛医院院长说到他以前碰到过的情况，他也曾经误诊过一个病人，将脑血管的正常畸形误诊为“脑瘤”，结果做了手术。当然他没有被病人告，可要是现在有哪个病人不会告？这位院长还能成长为专家吗？
现在在医生不允许你错误！即使你没错，你也要自己拿出证据证明！国内已经传出“十年以后再也难找好医生了”！

medsoft

一個不容醫師道歉的社會


前幾天有個朋友寄給我一份我從不花錢買來看的報紙，報導台北縣一位開業醫生因為病人死亡而遭家屬拳腳相向，被逼遊街，並被強逼向死者遺照下跪，報上照片看到的醫生被家屬用暴力挾持的悲憤、無奈、害怕、沮喪的樣子，讓我徹夜難眠。最近在自由廣場也看到了一位婦產科醫生自述一件並非本身的過失而引起醫療糾紛的挫折感，以及幾天後一位病人看到這篇文章，追憶這位醫生曾經非常仁慈地照顧過他家人，而感慨這社會為什麼用這樣不合理的態度對待他心目中的好醫生。

我不諱言醫生是有良莠不齊，但是蓄意要危害病人的畢竟還是少之又少，我擔心的是到底有多少醫生因為經歷過這種不合理的傷害，而使他們救世濟人的熱誠消失殆盡，這對社會大眾是多麼的不幸。我相信所有醫生縱使他們已盡了全力，但一旦病人發生不幸時，心中都一定非常難過不安，此時如再加上外界的暴力羞辱，恐怕很難繼續秉持最初行醫的熱忱與理念。反過來說，由家屬的立場來看，當病人不幸過世或醫療結果不盡理想時，家人心中常是痛不欲生，而有時就會化為憤怒，投射在醫護人員的身上。此時如再加上第三者，如醫院的推卸責任、其他醫師同事的冷漠、媒體的喧染、律師的教唆挑撥，就會演變成無法收拾的醫療糾紛。\r

美國的醫療糾紛日趨嚴重，然而糾紛案件大多是經由法律途徑，以金錢賠償解決，或是當法庭判定醫生失職疏忽時，醫生就要依法接受應得的牢獄處分或吊銷行醫執照，但我卻沒聽過病人或家屬以暴力加諸於醫生，使醫生蒙受心靈與肉體的傷害。回到國內這幾年，倒是常在電視新聞看到家屬到診所或醫院前抬棺抗議、燒金紙、恐嚇、施暴，而今天看到這報紙以偌大的版面圖文並茂地報導醫生的受辱，使我再也忍不住要挺身呼籲：我們需要加強全民教育，瞭解醫療的對錯不能盲目地以「成敗論英雄」的方式來評估，應該能夠瞭解有些病就是沒法醫好，我們應該學會感謝醫護人員盡心照顧所用的心血，而能坦然接受醫者無法挽回的頹勢；醫界更應加強自律，主動檢舉不肖的醫界敗類，而衛生署也能嚴格處分杜絕一些偷雞摸狗的醫療行為，以保護國民的健康；第三者應該自制，而非極盡所能地挑撥推諉，醫院方面應該有合理的保護醫護人員的制度，以合理的態度，秉公處理療效不理想的個案，而不將所有責任推卸於醫生；律師、媒體也謹守職業道德與專業素養，而不挑撥是非、誇大其詞、混淆真象。\r

我最擔心的是，如果我們任由民眾恣意破壞醫生形象，甚至以暴力加諸醫護人員，而導致醫生為了明哲保身，變成裹足不前，見危不救，那將會是非常可怕的醫療末日。我不禁想起幾年前在新聞週刊 (Newsweek) 有一篇登載在讀者專欄 "輪到我來寫" (My Turn) 的憾人經驗。作者是一位整型外科的總住院醫師，有一次在渡假時看到一個醉漢超車而撞入路邊的小溝裡，他當時覺得責無旁貸，就停下車來，跳下去幫忙。他發現這人心跳十分微弱，而呼吸道又有阻塞，十分危急。所以他當機立斷，叫其他路人趕快打電話呼叫急救車，而他就用身上的水果刀當場作了緊急氣管切開，才把這醉漢的生命狀況穩定下來。救護車趕到後，車上的醫護人員也都盛讚他的緊急措施非常得體。他看到情況穩定以後就想告辭，但這救護車的司機卻堅持要他留下姓名住址。他說臨危拔刀相助是做醫生的天職，實在不需要留名邀功的。但這司機告訴他，他必須要有這醫生的資料，因為將來萬一有醫療糾紛時才能找到他。這位醫生說他的整個假期就一直擔心這醉漢會不會告他而無法輕鬆渡假。回來後他與他的指導教授談及這件不尋常的遭遇，想不到他還沒來得及提到他與這救護車司機的對話，這教授就聲色俱厲地訓了他一頓。這教授告訴他，在這時代這種見義勇為的好人好事還是少做為妙，「想想看，你有沒有你渡假的那個州的行醫執照，你口袋裡的小刀也沒有消毒過。想想看，一個爛醉如泥的酒鬼，可能肝功能不好而血液凝固有問題，這種車禍也可能引起腦部或其他內臟出血，或骨折。所以這病人不能完全康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將來要找醫療麻煩時，你既是無照行醫，又使用沒消毒的儀器開刀，你是一定逃不過責任的。」 這年輕醫生在結束這篇社論時，很感慨地說他下次再碰到一樣的意外時，他絕不會那麼笨地停下車來做這種傻事，「我將視若無睹，開車揚長而去，好好享受我的假期」。我想，如果我們繼續縱容大眾不合理地對待醫生，「一個不容醫師道歉的社會」只好逼得醫生為保護自己而不敢認錯，碰到緊急危險的醫療情況也只好裝做沒看見，結果受害最深的卻是社會大眾。

在國外二十幾年的行醫生涯裡，我有許多揮不掉的醫病之間溫馨的故事，而最不能忘懷的是，我曾情不自禁地在病人床側對家屬說出無法挽回她親人的生命而感到歉疚，結果家屬反倒安慰我說，「我們十分感激你這麼用心地照顧我們的親人，他天上有知，也會很感激你的」，說完後家人一一與我擁抱哭泣。這種經驗激勵我更努力照顧下一位病人，更努力充實自己，而這種能容許醫師道歉的社會才會是醫病雙贏的醫療烏托邦。在此，我由衷地希望國人在親人不幸時都能節哀自制，體諒醫者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醫病雙方彼此包容，而法律也應該嚴禁民眾以暴力對待醫護人員，讓我們大家好好用心地培養祥和關懷的醫療環境，營造一個讓醫生勇於認錯道歉，竭誠幫忙病人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