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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23 0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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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遇到个作针灸的中医-太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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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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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古代醫學知識傳授的權威不是建立在老師本身,而是依托於古代的「聖人」,也就是《靈樞•禁服》所說「此先師之所禁」中的師資。淳于意也將脈法歸功於「古聖人」17。換言之,古代醫學典籍不僅是經驗實作的記錄也是聖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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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古醫經的「依托」形式源於《世本•作篇》。所謂「世」是指世系,講的是血緣傳承、族氏的追溯。其中,〈作篇〉述古代的創作發明,如醫學托於巫彭、藥術托於神農18。不過,戰國秦漢方技書依托的聖人主要是黃帝,與當時一整批「黃帝書」出現有著相同的文化背景19。今本《內經》的聖人形象其實即是黃老思潮的聖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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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從欲快志于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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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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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戰國漢初黃老的無為之術有兩面性,即治國與治身。在這一點,方技書與道家書在內容往往是互為表裡的,因此《老子》書多可用養生、方技來理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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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秦漢時代的聖人概念有二,一是指天子、君主本身,也就是《墨子•天志下》所說的「使之處上位,立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或《大戴禮記•誥志》說:「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另外,聖人指的是王者之師,也就是《老子》「以道佐人主者」的君師。《黃帝四經•稱》:「帝者臣,名臣,其實師也。」22漢代的方技書依托的黃帝君臣問對,反映了道-術之間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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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雷公對曰:誦而(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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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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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至侯王,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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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疑于二皇。帝曰:善!無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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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此皆陰陽表裡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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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可以長久,以教眾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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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曰:請受道,諷誦用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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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上文體現了聖人之政國家、人體、自然秩序的感應秩序。而整部《內經》即是在聖人對話的格套之中對醫道層層推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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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不過,更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醫書採取聖人之間問答形式?自戰國起,諸子著書、詞人作賦,多假立賓主之名,互相酬答,《內經》黃帝與眾臣論對也藉這種對話形式進行教學。不過,學有進階,登堂入室,循秩就序,上文提到受書、誦讀、理解及驗證等過程,師弟之間的問答,反映了知識傳授過程得人乃傳、非其人勿教的特質。亦即,受業未必學成,學成未必盡得師傳。《素問 •氣穴論篇》便提到「聖人易語」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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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黃帝問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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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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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處。帝捧手逡巡而却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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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目以明,耳以聰矣。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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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上文強調醫道之難解,「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然而聖人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深奧的醫理。《呂氏春秋•重言篇》:「聖人聽於無聲」,馬王堆帛書《五行篇》也說:「聞而知之,聖也」24,聖人擁有能聽別人所聽不到的訊息的特殊稟賦。所以,勿以教人的禁令並不是不傳、不教,而是得人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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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而學生對老師的解說及相關的典籍也持尊重的態度。《靈樞•陰陽二十五人》說:「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却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泄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醫理透過聖人問對而流傳秘藏。《內經》通篇是對典籍非經齋戒「不敢復出」、「不敢發」、「不敢示」的禁令25。秘藏經書只供特別洞見的人學習所用,不為公眾公開,這一點與儒家對典籍的態度相當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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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內經》、《難經》等範例性文本,不僅傳遞了醫學知識的實作演練,也規範了這個學科核心的範疇概念,限制了該問那些主要的課題。例如,氣、脈、陰陽五行以及相關的藏象、表理、虛實、補瀉…等26。徐復觀說:「嚴格地說,不瞭解兩漢,便不能徹底瞭解近代。」27這句話同樣適用於中國醫學思想史的發展。要言之,中國醫學的學術即由幾本範例性文本中文化分類概念派生衍變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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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再者,依托除了說明醫學技術授受有本以外,還進一步有建立學脈譜系的功能。例如,唐•王勃所寫的《難經》一書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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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秘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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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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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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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陀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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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蓋授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臟腑,洗腸刳胸之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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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往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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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這個《難經》傳承譜系無疑是編造,其中所提到的年代(如歷六師,歷九師)與實際的歷史年代無關。但上文放在醫學知識依托傳統則有其意義,即強調曹夫子(疑道教中人)知識來源的正統性,與扁鵲、華陀一脈相傳。而通過依托的形式建立學術傳承進一步宣稱曹夫子象徵權力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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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在依托的文化中浸淫日久,如余嘉錫所說:「百家之言數術、方技書者,亦皆自以為真黃、農」29。不像現代的文獻辨偽學家所猜測的他們只是借聖人之名以欺世,而是真信有聖人,其書亦真是黃帝、神農之書。明代醫者張介賓打散《內經》原文,重新分類編次,著《類經》,並說:「而或者謂《素問》、《針經》、《明堂》三書,非黃帝書,似出于戰國。夫戰國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敍,業已辟之。此其臆度無稽,固不足深辨。」30這些論斷是典型依托心態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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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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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如前所說,古典醫學知識傳授過程之中,「典籍」所扮演的核心角色。透過授書的儀式,典籍的擁有者同時也是詮釋者。但這種授書的儀式在漢魏交替期有衰微的傾向。著名的醫學史家謝利恒說:「古代專門授受之學,魏晉而後,既已寖失」31,他發現魏晉至唐代一期的醫學特色主要以蒐葺殘缺為主,王叔和、皇甫謐等的貢獻即在整理輯存這之前散佚、重複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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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授書儀式之所以式微主要有兩項歷史結構性的因素:一是世醫,也就是范行準所說「門閥醫學」的興起32;另一是道教醫學的形成33。這兩種形式的醫學對「醫學」本身的定義以及知識傳授的方式皆有各自的成見。先說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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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戰國秦漢的醫學傳授譜系不明,扁鵲、倉公以下可說是一片空白,直到漢末華陀、張仲景的出現。但家傳醫學的興起,逐漸有較清楚的「家法」,例如東晉的范汪、殷仲堪、王珉諸人,南北朝的東海徐氏有八代世澤,北朝則有館陶李氏等34。這類醫學重視家傳的經驗、秘方,也就是《傷寒論》序文所說的:「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35。所謂「家技」,相對「思求經旨」的醫家而言有著更多的封閉與保守的傳授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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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其次,原始的道教團體與醫藥知識的關係相當密切。從《太平經》反映的醫學養生內容,如「守一」、「承負」、「五臟神」等來看,與一般醫學內容互相出入36。不過,正如葛洪在《抱朴子•雜應》所說:「古之初為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但道士養生最重要的是神仙大藥。葛洪批評當時之醫:「醫多承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37醫學在道教養生系統的位置並不高,道教中人也看不起上述的醫術世襲者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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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而在知識傳授形式上,道教講究「明師」親授,《抱朴子》中有不少嘲笑只讀道書不勤求明師而冀望成仙的人。葛洪說:「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39而神仙之書,多是不立文字之教,《抱朴子•明本》說:「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豈吾子所詳悉哉?」40換言之,師資遠比典籍來得重要41,書籍只不過是聖人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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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漢代廣義的「醫學」包括神仙與房中術。《漢書•藝文志》有關生命、醫藥之書有四支: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但由於世襲醫學與道教醫學的成立,表現在知識分類上有極為明顯的變化。梁•阮孝緒的《七錄》,把「醫經」、「醫方」歸入「術技錄」,而「仙道錄」別有「經戒」、「服餌」、「房中」、「符圖」等分支。阮孝緒說:「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也就是將漢代的「方技」之學一分為二。道教醫學形成之後在房中神仙之術精益求精,派生出更多的門類技術。《隋書•經籍志》的「醫方」歸於諸子之學,而「道經部」相應於道教的成立,其下有房中、經戒、服餌、符籙之書42。醫學史總的趨勢,是逐漸把神仙、房中排除於「醫」的範疇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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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如果從史志目錄學來看這時期另一個變化,即大量方書出現,是漢以前的數十倍之多。表現在依托形式上的轉變,有大量自題作者不再依附聖人的醫方書出現,並有許多士大夫官僚的醫書著作。例如,《殷荊州要方》、《范東陽方》、《阮河南藥方》、《秦承祖藥方》、《胡洽百病方》、《羊中散藥方》、《孔中郎雜藥方》、《徐文伯藥方》、《夏侯氏藥方》、《王季琰藥方》、《王世榮單方》、《姚大夫集驗方》、《稟丘公論》、《吳山居方》等43。相對於漢以前醫藥知識掌握在方士、道士等之手,魏晉以降士大夫官僚的介入,無疑促成「醫」自身意識做微妙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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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表現於知識傳授的形態,世醫重視家傳經驗、道醫倚恃明師指導,而這個階段的醫學在古代典籍的重整有突出的貢獻。中國醫學史上,「醫經」一系曾有幾次關鍵性的整理時期,除了北宋政府醫籍校正工作以外,第一次是西漢李柱國(前33-前29)的工作,第二次是皇甫謐(215-282)的工作44。漢魏之間醫經的正典化的意義,正如學者指出:「正典」的出現總與自身學科的危機密切相關,即來自對既有權威性論述崩解的焦慮,以及其他學科的挑戰與衝擊的回應45。如前所述,古典醫學授書儀式的式微,以及新興醫學分支的勃興,即是皇甫謐重編醫經的時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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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公元前一世紀末,宮廷醫生李柱國整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醫籍,凡三十六家。除了今人所稱的《黃帝內經》之外,其餘書籍徹底散佚無存。值得注意的是,「醫經」這一系,歷來醫家根據同一批材料增損、重編與注解,逐漸成形範例(exemplar)文本。因此,《甲乙經》、《太素》、《素問》、《靈樞》等醫經的經文多有重複,可以互校比對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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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醫經有七家:(1)、《黃帝內經》18卷;(2)、《黃帝外經》37卷;(3)、《扁鵲內經》9卷;(4)、《扁鵲外經》12卷;(5)、《白氏外經》38卷;(6)、《白氏外經》 36卷;(7)、《白氏旁經》25卷。中國「規範式」(normative)的正典醫學即自公元一世紀以後的醫學。但有趣的是,這些書除了官方目錄記載之外,從來不見任何人引用,也未見於其他書籍引用。惲鐵樵《群經見智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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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漢書》以前不見《內經》之名,而《漢書》之《內經》多至三種。考《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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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書》撰成之日,至仲景之世,才及百年,而所謂《黃帝外經》、扁鵲、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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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氏《內、外經》五種之名,均不見于著述,嗣後亦遂無可考者。忽然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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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忽然而無,殊不可解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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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其實,《漢書•藝文志》已經提到醫學傳授「技術晻昧」的特質;如果從秘密的受書作風來考慮,上述的書籍流傳的過程無法詳考,應該是不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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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相較古代秘密受書、不欲示人的傳授方式,皇甫謐的重整工作的意義,即是將隱密性的文本公開48。他所著的《甲乙經》主要是根據三種醫學經的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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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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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亦有所忘失。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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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切事少,有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皆出于是。《素問》論病精微,《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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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卷》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針灸治要》,皆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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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帝岐伯遺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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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皇甫謐將三部醫經互見深藏的經文重新分類,刪繁去複,給予篇目,《甲乙經》是第一部具有醫經經目的醫典。也就是說,《內經》一系的文本,在這之前的篇目是不清楚的,甚至有不編次的經文。皇甫謐這類考訂舊有典籍、並予以重新分類的工作具有規範性的效果,啟發這之後醫經「類編」、「類鈔」、「合類」體裁的作品50。作品雖多,其實都是依據同一批經文改編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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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醫經正典化的歷史進程並不是滾雪球式的越來越多的累積歷程,而是以排除(elimination)為原則。醫書大多是手冊類型(技術性的操作manual)的方書,數量愈來愈多,但留下來的屬於秦漢醫家與後人續增理論、規範性的「經」典。李柱國、皇甫謐或其後楊上善、王冰、宋臣等的工作,並不是賦予任何經書的正典地位與權威,而是不斷的把既有醫經的正典性挖掘出來,借用皇甫謐的話即是「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也就是經由重新編輯、命名、注解舊有經文來重建該學科的秩序與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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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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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這是一篇研究的提綱,涉及禁方書、依托與正典幾個核心概念群。時間雖然限定在公元三世紀左右為分期,但却企圖追溯中國古典醫學知識原型的形成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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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古代醫學透過受書儀式傳授知識,在此書籍具有建立師徒關係、區別我羣與他羣的功能。受書儀式大概式微於漢魏之間,早先典籍、師資、經驗不可分割的知識特質,從此有所分化。道教醫學可說是「明師」類型的知識形態,門閥醫學則以血緣相傳、祖方經驗為標示。而魏晉醫家整理舊有醫經重新劃定「醫學」的邊界、並塑造醫學知識的正統。謝觀曾說中國醫學有「儒學比例」的特質51,從對典籍的態度來看,醫家的確漸向儒家靠攏、而與道家(或道教)日遠。宋臣史崧在《黃帝素問靈樞經敍》甚至說:「夫為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為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為醫者也。不讀醫者,又非世業,殺人尤毒于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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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古代醫書的神聖性源自於依托。依托可說醫家自身的歷史知識,它既用以追溯其技術的世系,同時,也用來形塑學術的傳統。聖人對話的依托體例,從《內經》到《難經》有著格式化、公式化的傾向。與此關係密切的是學習醫書中誦讀、抄書的歷史研究,這些課題唯有進一步與思想史、文化史結合方能突破現有醫學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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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也指出中國「正典」醫學發展的二條線索:一是以《內經》系為主流、根據同一批文本不斷重編的歷史,另一是注解這些醫經的傳統的形成。而醫學「正典」歷來如何維繫與變遷無疑需要更為堅實深入的研究,相關的課題也需要我的同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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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中國醫學是以文本為核心的正典醫學。《內經》、《傷寒論》等典籍可說是中國醫學的宗兆所在。直到現在,中醫走向現代化與科學化的同時,仍然不斷強調閱讀「四大經典」與「八大經典」,可說是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然而,現代中醫為何必須依賴公元三世紀左右成形的幾部典籍呢?這其中所反映的知識形態與文化心態,值得進一步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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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我在東京大學客座期間,不時搭著丸之內線的電車至文京區的湯島聖堂。在五光十色的巷閭中,這座有著數百年歷史的私塾還在講授中國文化。站在斯文會館外,看著佈告欄寫著教授《論語》、《易經》、《史記》等課程,心中感動莫名。這個地方,除了例行的孔子、先儒等祭典之外,每年五月第三個禮拜日舉行「鍼灸祭」。我不定期與一位日本漢方醫生在此筆談。經由他的引薦我開始閱讀江戶末期考證醫家森立之的《素問考注》。這位醫生以為,現代中醫早已「西醫化」了。一回,我忍不住問他,他所研讀的中國古典與臨床看病有何關係呢?他笑而不答,用筆寫下了「我是斵輪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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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那是《莊子•天道》中的故事。一時間我似有所悟,同時也對「聖人易語」多了一層領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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